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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发掘成果

历史站 发表于 2020-04-24 01:47 | 查看: | 回复:

提到“明堂”这个话题,我们在各种影视剧中所听所见最多的就是“则天明堂”,那恢宏的建筑瞬间就可以把我们拉入那个盛世年代。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也有汉乐府《木兰辞》有“明堂”记载:“归来见天子,天子坐明堂”,可见“明堂”在古代宫殿建筑群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现国内有明堂遗址的地方不多,一为古都长安(西安),一为古城平城(大同),汉魏洛阳以及唐东都洛阳明堂,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平城明堂,领略当初那北魏风韵。

一、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发掘成果

1995年6月,山西省考古研究所、大同市博物馆、大同市考古所组成了联合考古队,对北魏故都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和部分发掘,在考察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,这就是北魏明堂遗址。

考古队探明这处遗址的直径为289米到294米,占地面积达百亩。明堂遗址的发现可以说是《水经注》所记诸多平城建筑中首座能够明确地理坐标的建筑遗址,对平城位置的认定,对北魏平城文化的研究以及中国礼制文明史的研究,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整个明堂遗址的外部为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渠,其外缘直径约289-294米,内缘直径约为255-259米,水渠宽约18-23米。水渠内侧四边分别有一个厚两米多的凸字形夯土台,突出的部位伸向渠内,土台长29米,宽16.2米。环形水渠的陆地中央,地表下有一个正方形的夯土台,厚2米多,边长42米,东西两边的土台与中间的土台方向一致。

地层堆积文化层较为丰富,从上到下共分为四层,分别代表毁弃阶段、毁坏阶段、使用阶段、建筑阶段四个不同时期。

  • 最上面一层即毁弃阶段,其土层较厚,表明时间较长。
  • 毁坏阶段的地层堆积表明这里的建筑群是从石坝被拆开始,渠水变的混浊,夯土台塌陷,台上建筑物遭到焚毁。
  • 第三层堆积物表明该建筑还在使用时期,夯土台上下各类建筑完好,渠水清澈,形成较纯的绿色淤泥。
  • 最下面一层堆积物表明有夯土台、水渠底部防渗漏材料,应为施工时所留。

同时遗址中发现了北魏时期的筒瓦、板瓦等建筑残件,成色为黑灰色,正面磨光,背面有布纹,有的上面还刻有文字,字体以隶书、行楷居多,个别为草书。

二、明堂的历史演变

据文献记载,明堂始创于黄帝,夏朝称“世室”,商朝称“重屋”,周朝称“明堂”。明堂是天子祭天和祭祀祖先颁布教化、发布政令、会见四方诸侯、宴飨、献俘等典礼和仪式的场所,商周以后明堂的职能渐渐发生变化,主要成为天子祭天祭祖的场所。

秦汉时期,出现了按方位祭祀五帝(赤、白、青、黑、黄)的“”和“”,尤其在汉武帝封禅泰山后,他在泰山兴建了仿照黄帝时期的明堂,此明堂四周环水,中间为草顶楼阁。后来历代王朝所建明堂,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模式。

明堂作为王朝都城的礼制建筑,从地望、建筑形制、建筑规模都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,在都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,也是都城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,因而东汉魏晋时期,明堂愈加高大而坚固,此后“灵台”(古代天文台)也成为其附属建筑之一,平城明堂与该时期的建造礼制相符。

唐朝东都洛阳明堂,则建于宫城之中的中轴线上,初为隋朝乾阳殿,武则天垂拱四年在此建造明堂,“上圆下方,八窗四闼,高三丈,号万象神宫”,明堂之下“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”,该建筑与《礼记》明堂建于都城之南的规矩明显不同,而且辟雍也非环形水渠,代以铁渠,“则天明堂”从位置到建筑形制与古礼相差甚远了。

到了明清两朝,天坛祈年殿被认作是明堂的延续,其位置与规制皆沿袭唐朝,而作用与前朝无异。

三、北魏平城的建设与作用

据《魏书》记载,北魏平城外郭城范围最大时达“周回三十二里”,而明堂遗址在大同城东南,位置证实了明堂“在国之南,三里之外,七里之内,丙已之地”的古礼成制,从明堂遗址到明清大同古城距离为三里半,这与《水经注》的记载是吻合的,如《水经注》在记载平城的如浑西水时是这样描述的:

“其水自北苑南出,历京城内。河干两湄,太和十年累石结岸,夹塘之上,杂树交荫,郭南结两石桥,横水为梁,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,明堂东。”

遗址外围的环形水渠应为辟雍。《礼记》记载“辟雍圆如璧、雍以水,外如堰盘也”,《水经注》也记载“明堂上圆下方,四周十二户,九堂,而不为重隅也,加灵台于其上,下则引水位辟雍,水侧结石为塘,事准古制”,这里的结石应指两岸的石坝。

北魏明堂将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三大功能集于一座建筑,既显示了北魏时代盛世景象,也是北魏鲜卑民族对中国文化的一大创新,营造明堂的决定是孝文帝太和十年提出的,而最终完成已经到了太和十五年,此时文明太后刚故去,而由太后和皇帝共同主持的班禄制、均田制和三长制改革已经完成并且收到实效,国家进入了鼎盛期,这样的政治、经济条件成就了平城明堂,它也成为国力的炫耀和时代的标志。

平城明堂是在李冲的主持下设计施工的。《魏书》有详细记载:“冲机敏有巧思,北京(此时北魏已迁都洛阳,故称平城为北京)明堂、圜丘、太庙,及洛都初基,安处郊兆,新起堂寝,皆资于冲。”太和十年(486年),孝文帝拓跋宏在平城“始服兖冕,朝飨万国”,并以“法服御辇祀于西郊”,大臣们也“始制五等公服”,标志着拓跋氏的鲜卑政权进一步成熟,也就是这一年下诏营建明堂,之前朝代所记载的明堂都是明堂、灵台、太学分置,而平城的北魏明堂却是三合一的,可见其作为民族交融发展的产物,与中原汉人政权的理念还是有所不同的。

辟雍环明堂,现在的考古成果已经证明了太学与明堂建于一处,而作为宣扬教化的形象代表“三老五更”高处明堂则史有明载。灵台就在上圆下方的明堂上,而且其“室外柱内”的“绮井之下”彩绘北半天的星空,并设有机轮,天象逐月而变。有古籍记载,太和十六年,孝文帝登灵台观云物,又根据“严父配天”的礼制“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,以配上帝”,同年九月,又“大序昭穆于明堂,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”,就是说孝文帝实际上将七庙之享迁入明堂,这样明堂又具备了太庙的功能,这样正符合了古礼中明堂、太庙、灵台、太室、太学、辟雍等“异名同事,其实一也”得说法,将听政布政、实行教化、祭天祭祖等功能集于明堂一身,体现着北魏政权崇尚简朴的民族风格。

灵台本是古代观测天象之所,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,本与明堂是功能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,北魏平城明堂与灵台建于一起的做法,更多的应该是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。太和以来,虽然北魏王朝的实力达到了巅峰,然而连年与萧齐、柔然的战争使得国力不断削弱,而土木工程的建设也是无比庞大的,先是迁都平城,又迁都洛阳,营建两地皇城耗费无算,而方山永固陵的建设也是开支巨大,另外云岗石窟、龙门石窟的开凿所耗资金更是不计其数,以上诸多因素使北魏政府耗费无数人力、物力和财力,加之连年灾荒又严重影响了其财政收入,故而将灵台建于明堂,有着考虑节省开支的想法。当然将灵台建于明堂之中,也有着建筑“上圆下方”效法天圆地方之说,反映了天人合一、皇权神授的思想。

而辟雍在古礼中一般解释为周王朝所设的太学,史料中也多有记载,如班固在《白虎通.辟雍》中写道:“辟者,璧也。象璧圆又以法尺,于雍水侧,象教化流行也。”汉代之前的礼制建筑制度,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模糊不清了,所以才有了“欲治明堂奉高旁,未晓其制度,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”的说法,此明堂图也有辟雍,所以从后世中的礼制建筑来看,辟雍似乎必不可少,但仅仅只是一条环形水道,应无其他独特的功能。正由于此,古今皆有人认为辟雍只不过是明堂的另一种称谓,将二者混为一谈,这也是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形成的。

纵观国内几处明堂遗址,平城明堂与汉代长安明堂规制最为接近,与《礼记》的制度规划最为相似,其中心建筑“上圆下方,十二户九室”也十分符合传统礼制的规范,即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所说的“事准古制”,其周围既有七级浮屠,也有宏伟的圆丘,更有藉田药圃,也有长塘曲池,可想而知当年此地小桥、流水、辟雍、药圃、佛塔……必定是互相辉映、美不胜收。

结语

随着封建化的推行,鲜卑拓跋氏、草原各族与汉族交融愈广愈深,最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族大融合的进程,在平城拓跋氏建立了足以开创新时代的王朝制度,奠定了隋唐盛世的政治基础。北魏还给我们留下了让后世惊叹的文化产物,那就是平城明堂,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的见证,如今它历经千年重现于世,在大同市政府的支持下,它重新焕发了生机,诉说着它千年以前的辉煌。

参考资料:《水经注》、《魏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同府志》、《北魏平城明堂研究》、《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》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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